下面我们要写一段伪最高检察厅检查官徐良儒的遭遇，他的处境可以说是进退维谷。要说尴尬，比起黄富俊证券配资网站，袁庆清来，还要超出几倍。
这位1910年以“最优等成绩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的法官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正任长春地方检察厅检察长，《东北人物志》评他“素有历办要害，颇著贤能”的盛誉，在当时东三省司法界中是个颇有地位和影响的高级司法官吏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虽有奔往北京另谋他就的打算，终因日本宪兵的威吓阻拦，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，继续任伪新京地方检察厅检察长，以后又转任东省特别区高等检察厅长。在1933年3月至1936年7月约3年多期间内，徐良儒任最高法院审判官，是伪刑庭5个审判官之一。
他忠实执行了日伪当局绞杀爱国人民的<暂行惩治叛徒法>，亲自审讯判决了反满抗日志士7人死刑，无期和10年8年以上有期徒刑者6人。致使《大满洲帝国名人鉴》把他作为“满洲帝国”司法界名人，列入鉴内，评述他“对于法律通达老成，经验宏富，……对于将来之抱负甚为深远，处事守和平之宗旨，心地存忠善之风，形形碌碌，仍无怨色，矢勤矢慎，任苦耐劳，每为一事必处理有方，俭朴笃实，诚满洲国不可多得之人才也。”
展开剩余82%由此可见，由于他手执法西斯法律屠刀，无情地虐杀自己同胞，的确获得了日伪当局，特别是司法部门的好感，对他是赞颂有加，称道备至的。
可是徐良儒哪里知道，他这个奴才地位并不那么稳固。日本主子说翻脸就不认人，特别是在司法圈子内，更是无情无义可言。
也是活该徐良儒犯事。1935年6月，他因与沈阳的姻亲侯凯风之间有些债务关系需要清理，为此向伪最高法院井野英一次长请假3天，前往沈阳办事，住在“满铁”附属地的福顺栈。偏巧适有黄炎兴、高御风两位青年来访，他们自称是徐良儒的长子徐树勋在吉林政法学校的同学，前来看望老世伯。
正值午间，徐良儒作为长辈自然要请他们吃午饭，遂去“洞庭春”一面吃喝一面聊天，从谈话中他得知，黄、高二人在吉林法政毕业后来到北平，经入荐举和考试，现在北平高等法院任书记官，并说在北平的东北青年痛感家乡沦亡之苦，不少人都入了共产党，想与日寇斗争。
徐良儒问:“你俩也入了党吗?"他们回答说:“我们也入了共产党”。徐良儒出于职业上的敏感，深知共产党案犯的严重性，以为父执者的立场，他马上嘱告黄、高二位要处处小心留意。话刚说到这里，有一个日本宪兵和一个伪满警察闯过来直奔他们的桌子吼叫着说:“好大胆，你们是共产党竟敢在这里开会!”然后不容分说，将徐良儒等3人带至伪警察署进行讯问，开始黄炎兴、高御风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经过一番拷打，特别是灌了凉水之后，黄、高二人才承认在北平入的党。
待讯问徐良儒时，他马上亮出自己的身份说:“我是最高法院审判官，没入过共产党。”日伪警宪大骂徐良儒态度不老实，并恶狠狠地揍他两拳头，吼着说:“混蛋，什么审判官，没人共产党为什么和共产党在一块开会”。徐冷不丁吃了警宪的老拳，第一次尝到了日伪警宪的厉害，只好陪着笑脸小心解释说:“他们和我儿子同学，多年未见，这次在沈阳相遇，在一块吃饭聊天，不是开会。
日警瞪眼申叱说:“还敢狡辩吗?”当时因天色已晚，将他们押在警署过了一夜，第二天送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，庭吏们自然都认识这位徐高等审判官，问明原委，由伪奉天检察厅徐厅长保徐良儒庭外候讯。
等了一天，日寇检察官传讯徐良儒，问他与黄炎兴，高御风的关系，这才算有机会将事情解释明白。但是日检察官却紧追徐良儒知不知道黄、高二人是共产党，徐开始说自己不知道，日检察官说:“他俩在警察署里不是供认了吗?”徐说:“那是警察给他们灌凉水后，被迫承认的。”日检察官又追问:“按你的意思，逼打招供不足为凭，那么他俩在饭馆吃饭时不是和你说了已参加共产党，每月还领津贴吗?”
徐见已被说破，一时语塞，答不上来，日检察官趁势施加压力:“你是司法官吏，该知道此案的厉害，我忠告你一句话，你要是扶同隐匿，袒护他们，不肯明白作证，最后一定也脱不了你的关系，你自己酌量办吧!
日寇的这一威吓，还真对徐良儒起了作用，他深知共产党案在司法界中审理时的分量，偶然的机遇使自己和黄、高二人扯在一起，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本来内心正在懊恼听了日本检察官的威胁，心中更是一惊，哎呀，闹个“反满抗日”的“国事犯”可了不得，反正他们已经承认，我又何必为他们打掩护呢!
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复诉了在“洞庭春吃饭时黄、高二人讲的话，为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做了证明。到此日检察官才说:“这回没有你的事了，回去吧!”徐良儒如遇大赦般，急惶惶返回“新京”。
第二天，他惴惴不安地去上班，马上就被井野英一次长暴劾了一顿，骂他结交人随便，竟然牵涉到共产党案件里去，给最高检察厅丢脸，损害了“司法尊严”。本来，徐良儒因在沈阳的遭遇一直心神不定，又遭此痛骂，更感到颜面难看，遂向井野提出:“甘愿引咎辞职，以谢同仁，以平舆论。不料井野又很粗暴地说:“你的事，司法部还要研究，到你该离开最高法院时，你想留一刻也不可能，现在事情还没完全弄清楚，你想辞职一走了之，也绝对不行!”
一时噎得徐良儒哑口无言，只好硬着头皮上班，又不给他具体案件承办，无疑是在受审查，真是进又不行，退也不行，每天如坐针毡一般惶惶不可终日。终于听说黄炎兴，高御风各判10年徒刑，徐良儒也顾不上良心上的谴责，毕竟为他们做了旁证，只怕自己受牵连，吓得心惊肉跳，成宿失眠。这种受罪的日子，徐良儒熬了近一年，1936年7月，日寇可能考虑其平素“任苦耐劳”，没做别的处分，只是将他贬谪调任延吉地方检察厅任厅长。
偏偏事有凑巧，又有新的磨难落在徐良儒头上。他到延吉不久，伪奉天日本宪兵队又查获一起共产党抗日案，其中有一青年徐育华者供称徐良儒是他叔父，他企图借仗叔侄关系求得从轻处理。
伪最高检察厅又命徐良儒亲去奉天相认，徐良儒真是叫苦不迭，刚摆脱一个共产党案件关系，又来一个，可是怎么得了。只好赶到奉天宪兵队，一看果然是家侄。日寇还给他点面子，问徐该怎么办?徐因前不久的黄、高共产党案早吓破了胆，现在哪还敢为侄儿说情，特别又想到，这也许是日本人对他的又一次考验，于是马上表态连连说:“按法律办事，按法律办事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!”结果其侄徐育华被判了15年徒刑。
徐良儒为保一身之安荣，不仅帮助日寇残害黄炎兴、高御风、徐育华等抗日爱国青年，甚至置骨肉之情于不顾。此后，他为了讨好日寇，在延吉、安东等地任检察厅长期间，非常积极地执行日伪各种反动法令，残杀了爱国志士4人，被判以无期及各种有期徒刑的抗日人员8人。以“执法如山”的工作实绩又重新获得日伪当局的信任，1939年6月又调回“新京”，在伪最高检察厅任检察官。
徐良儒身为伪检察官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十余年，双手沾上了抗日爱国人民的鲜血，可是一旦他自身牵涉到所谓“反满抗日”案件，他却几乎不能自保，进退两难，处境十分尴尬，内心也觉不安。不过证券配资网站，他为图个人安宁，生活舒适，不去弃官为民，改恶从善，相反，为讨日本主子欢心，继续残害人民，倒让人感到可憎可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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